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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中国,我们总得学会对媒体舆论反转的接受与适应,否则,要么狗血喷头,要么血压骤升。这不,上周还被“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刷屏,这周就被“北上广实质迎来人口拐点”亮瞎了眼。不得不说,所谓逃离北上广是被迫的,不是自愿选择;北上广实质迎来人口拐点却将实现,毕竟北上广近年来都推出了一系列驱赶“外地人”的严厉政策——“以房控人”、“以水控人”、“以业控人”、“以学控人”已经收到实际成效。而这其中,以学控人的政策影响最大,作用也最大。但,这也让我们的城市走上了一条最坏的城市管理之路,负效应开始显现。

北京提高非京籍儿童入学门槛由来已久,这种入学管制从2011年开始加速。20116月中旬起,北京陆续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尽管,2011816日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称,已经制定和采取了学生分流方案。就打工子弟校关停后学生安置问题,北京市教委明确表示"保证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只要办齐“五证”就能入学公办学校。但从当年的媒体报道来看,办齐“五证”得以入学的孩子只有10%左右。逾万名非京籍中小学生中,有的中途辍学成为童工,有的回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假如再算上当年未能入学的新生,这个数字规模会更大。有网友评论称:“偌大的北京城,容得下60余家年耗水高达4000万吨的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同样是所谓的‘五证不全’,打工学校被拆得一地瓦砾,严重违规的高尔夫球场却可以毫发无损?”

除了愤怒,这一年,一个魔咒般的社会名词“五证”为社会所知晓——即家长或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五证”看起来真的不难,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办的到,在京暂住证可以规定时间限制,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可以延伸到需要提供水电费单据、房产证、房产税单据等,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可以延伸至是否有签订劳动合同、五险是否齐备等等。随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逐渐被拆除,北京的非京籍家庭子女入学需持有的“五证”标准也越来越严苛,其外延在不断放大,从“五证”衍生出2014年的“15个证”、再衍生出2015年的“28个证”,以至出现在2016年被称为“史上最难”的非京籍学龄儿童入学政策。

如果你只认为这种入学限制从小学才开始,那你想错了。从2015年开始,北京一些区县已经开始了清理民办幼儿园的行动。在外来低收入打工人群聚居的区域,政府只保留公办幼儿园,而能够拥有公办幼儿园入学资格的只有北京本地户籍人口。

在“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方针之下,以提高外来打工家庭子女入学门槛的方式来管控人口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从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来看,北京市自从2011年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制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增量从2011年的37.7万人,降至2015年的3.9万人,增速从5.4%降至0.5%。北京市每增加的100名常住人口中,常住外来人口从2011年的66人降至2015年的21人。

一项政策一旦做得太僵硬了,它的负面作用就会越明显。受外来人口流入速度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北京市居民率先在家政照料、居家配送、医疗救援、社会养老等方面感受到劳动力减少所带来的不便,这些领域都曾经是外来底层打工人群主要的就业领域。但是,城市的管理者似乎关注点并不在于如何服务居民,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控制人口的政绩指标。以北京昌平区为例,作为北京市唯一一个“人口倒挂”的区县(外来人口数量超过本地人口),尽管其在社会服务方面遭遇人力缺乏的困境,社会服务水平落后于北京市整体水平,但为了解决“人口倒挂”的问题,就连在本地区申请成立社会工作事务所开展公共服务的行为,也要附加上一条,法人代表需拥有北京户籍。

我曾在北京一家青少年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多年,这些打工子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比例不足20%,他们早在“小学升初中”时就已对自己的未来绝望。所以,在2016年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只生不养”的留守儿童父母会面临多种处罚时,我不由得悲怆满怀——如果家乡还能过得下去,有谁会背井离乡外出拼搏?如果子女能带在身边,有哪个父母想让子女成为留守儿童?请问这样的机会多吗?

作为一个非京籍孩子的家长,我们刚刚经历了三岁孩子入园报名的痛苦经历。四年后,我们也将像如今许许多多的非京籍家长一样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只生不养”的家长,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去放下自己的尊严放手一搏。作为一名社会工作师,此前那么多年为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务工人员服务,现在终于能够为自己的权益去奔走了。

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准备,当然不仅是要为自己如何攒够那些入学证明而去准备,而且还要去关注与我们面临同样处境的人。一年前,爱人的一篇《非京籍母亲的来信——要多少“证明”才能让我的孩子入学》得到了全国政协主要领导对此事的重视,加之非京籍家长的坚持,各区县教委开辟绿色通道,坚持到最后一批非京籍家庭在没有备齐28个证明的情况下,其子女也得以入学。但是,人们没有办法把每一年的希望都寄托于领导的体恤民情,就如你无法指望每年都有国家总理站出来帮你讨要欠薪一样。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着,孩子的入学问题成为非京籍家长头上越来越紧的“紧箍咒”。你可能会问,为何不回家乡发展?这样的问话方式,就像是你在问一个湖南桑植县的尘肺工人“你为何还要去工地做风钻工”一样;就像你问一名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工作苦累烦,每月只能留下几百块钱,为何不选择跳槽”一样。如果能够有所选择,还会这样吗?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在谈及北京市的“教育撵人”政策时,他说:“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是对劳动力最基本的权益保障,控制人口规模不应该忽略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事实上,所谓“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能有效缓解城市发展问题”的论调就如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时,认为“人口增加会抵消社会生产力”一样荒谬。正如一年前,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时,曾非常自信地断定印度的高生育率恰恰是印度的比较优势。

2016年《羊城晚报》的一篇报道指出,能否容纳足够的移民,不仅是一个城市开放度和包容度的体现,更是其有无强大社会自我更新能力的体现。作为典型的“人口倒挂”特大型城市,深圳也把“人口倒挂”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来研究,不同的是深圳不是如北京这般将外来人口赶出北京,而是出台措施有序推动常住外来人口拥有深圳户籍。时至今日,深圳仍不失为中国最年轻也最具活力的城市。而作为全国拥有最多教育资源的城市,北京的非京籍子女从幼儿园就开始遭受政策歧视,直至高考时失去考大学的权利。这种通过“教育撵人”的“去库存”城市管理模式,没有把孩子希望的种子落在泥土里。

最近,我所在的青少年服务中心来了一名河南籍的小志愿者,他的父母在北京打拼二十年,拼尽全力让他在北京一所高中读书,但他依旧没有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权利,他未来的路径已经规划好了——出国上大学。我问他:“毕业后还会回来吗?”他说:“能不回来就不回来,我对这个国家没有感情。”我并不惊讶于他的回答,在与非京籍家庭及其子女服务交往过程中,我见证了他们太多的焦虑和不平,我当然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变得平和而内心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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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君

李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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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师,早年在中国西南地区从事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目前,主要从事工人维权、青少年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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