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

湖南耒阳双喜村的五位带头大哥——贺湘保、徐龙古、徐瑞求、徐春林、贺七国已经通过几年的打拼，成为腰缠万元的老板了。从这一年开始，已经成为包工头的五位带头大哥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气概与情怀，开始陆陆续续把双喜村及周边的村民带向东南600公里之外的那个春雷滚滚、春潮澎湃的改革开放实验区——深圳。而这批青壮年劳动力所从事的也正是五位带头大哥曾经从事过的、建筑业最赚钱的工种——风钻工。

2002年，那是一个春天。

在深圳做风钻已有十年的双喜村村民中，已经有人当上了包工头或带班，在耒阳本地招不到工人，于是，他们奔向西北600公里之外的湖南桑植县，开始从那里招募工人去东南1200公里之外的深圳做风钻工。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双喜村做风钻的人开始陆续有人死去。在这一年，徐志辉因为呼吸困难，时常感冒发烧去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了阴影，被诊断为肺结核。由于呼吸困难，徐志辉不敢继续打风钻了，只好去工地上收发炸药。

2009年，那是一个春天。

从事风钻作业近20年的双喜村村民徐瑞宝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了，他去医院检查，依旧被诊断为肺结核。但当医生得知他干过多年风钻工之后，医生告诉他可能得了尘肺病。于是，在这年4月，徐瑞宝找到他以前做过事的一个老板，要求对方出钱给他治病，这个老板最后给了他10万元。随着徐瑞宝讨要赔偿款的风声不胫而走的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奇怪病种——尘肺病，要在双喜村集中爆发了。

湖南耒阳籍风钻工人群体性维权的“深圳尘肺门”事件正式拉开帷幕……

2012年，那是一个春天。

2012年4月12日，徐瑞宝给我打电话，说想借着北京一个职业病会议来北京看看多年来帮助过他的老师和志愿者们，他担心以后见不到大家了，但他又感叹身体不争气，没办法出远门。我安慰他说我们会利用假期去湖南看他，然而，五天之后的4月17日，徐瑞宝因呼吸不畅，窒息而死。他死在了春天里，骨灰就埋在家乡的一个小山包上，而不是耗尽他一生青春而又最终抛弃他的深圳。就在同一天，西北600公里之外的桑植县风钻工谷臣云也以与徐瑞宝同样的跪姿窒息而死。一周之前，他们的工友曾求古被发现死在了一座荒废的寺庙里。知道这些消息时，已是2012年4月20日，谷雨时节，北京天空下着绵绵细雨，让人越发思念故人。卢晖临老师在挽词中写道：帝都一片月，可照双喜村。应怜小儿女，无泪忆亡人。此后，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止于这些尘肺病人的余生，而且包括他们的家庭与村庄的扶助工作。

2014年，那又是一个春天。

王翠兰老人去世了。很难相信她会走得安详，四个儿子先她死去，众多亲属上门争夺赔偿金，而在她死后，她的老房子很快被唯一活着但也身患尘肺病的儿子推倒，准备重建新房。这仿佛就是双喜村的缩影：在双喜村的男人们被尘肺病夺走生命的背后，是作为共同体的双喜村在经济上走向破产、精神上逐渐颓废和伦理关系的迅速解体。这种变化是农村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产生的多重边缘化的后果，以经济能力来决定社会地位，大到中国的整个农村，小到家庭的老人，都在被边缘化和被遗弃。

啊，春天的故事！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想起几年前，已故尘肺工人徐一龙的妻子从深圳回到双喜村的老家时，她在荒草丛生、落满灰尘的家中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家里的房子，地上长满了草，灰那么厚，门几年都打不开了，我回来也不敢住这里。你知道吗，深圳那时候还像我们这边一样，草长得这么高，都是他们出去盖出来的房子。”

仅仅三十年时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不夜城，发达的供电系统让它的夜晚灯火通明，令人炫目，然而对于六百公里外的双喜村来说，因为线路老化造成停电却是家常便饭。2014年夏，在我从深圳来到双喜村的第一个夜晚，双喜村整夜都在停电，躺在床上，闷热难耐，脑子里却一直在想着一位2013年离去的尘肺工友，因为一次停电后氧气机无法使用，双喜村尘肺病人周立华再也无法忍受病痛，上吊自杀了……

马克思说：“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资本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在这样一个刻意回避阶级话语的年代，我们仍旧觉得，马克思说对了。

2009年“深圳尘肺门”事件已尘埃落定，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图注：身患尘肺病的耒阳双喜村曹氏三兄弟，老大曹金、老二曹斌、老三曹满云。2011年腊月，曹斌到深圳，接弟弟曹满云回家过年。那时，曹满云瘦得不到70斤，不断咳嗽，脸涨得通红。回耒阳的路上，他说，哥，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帮我买瓶农药吧。“再坚持坚持，过完春节给你买。”曹斌就这样安慰弟弟。回家后，曹满云住进了耒阳市中医院，第二天，他从七楼病房跳下，自杀身亡。当时大哥曹金刚从长沙住院回来，他一直流泪，但呼吸困难，吸了很久的氧气，才哭出声来。2013年4月的一个下午，曹金选择了喝农药自杀。2014年底，曹斌因肺部停止扩张收缩窒息而死。多年来一直饱受尘肺折磨的三兄弟的生命如尘埃般落定。）

贫困与疾病的怪圈

在农村，贫困与疾病是一对天生的孪生物，相伴相随。因为贫困，农民工选择外出打工，由于文化水平低，他们只能选择条件恶劣的高危工种，高危工种较高的工钱收入对他们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但是恶劣的工作环境是他们身体最大的杀手。

2009年“深圳尘肺门”事件，涉及的耒阳双喜村及周边村寨的尘肺病人126人，其中有3人2009年没有去检查，或者当时没有查出尘肺病，现在也已经确诊了尘肺病。截止2014年11月，现在已有63人因为尘肺病去世，占到患病人数的一半。其中有42人是在09年拿到深圳市政府的补偿之后去世的。在去世的尘肺病人中，年纪最小的工人仅有25岁，年纪最大的为59岁。据说窒息死亡是最痛苦的一种死亡方式，一些尘肺病人为了减少死亡的痛苦，，选择了自杀。2011年的腊月一天，尘肺病人王从成无法忍受折磨，先用剪刀刺破自己的喉咙，接着刺伤腹部，又将双手与插线板放入水盆。他死在了自残后的次日。据统计，耒阳的尘肺病工友去世时的平均年龄只有43.3岁，其中至少9人死于自杀。根据2014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他们调查所涉及的50名去世尘肺病农民工的平均寿命只有47，尘肺病让工人提前结束了人生旅程。

（图注：逝去的部分尘肺工人。截止2014年11月，当初从这里走出去的120余名风钻工已经有63名去世，这也就意味着63个家庭破碎了。）

曾在深圳做过风钻的耒阳工人大多四十岁上下，正当壮年，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对很多家庭来说外出务工收入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以患尘肺病人数最多的耒阳市导子乡为例，2011年人均耕地仅有0.63亩，务农收入十分有限，日常开支、看病吃药、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等费用几乎全部靠打工收入来维持。尘肺病人病发后，体力逐渐下降，一期患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二期患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三期患者呼吸日渐困难，日常生活甚至需要他人照料。尘肺病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丧失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而深圳市政府区区几万到十几万元的“人文关怀”，对于一个个上有老下有小，并急需治病救人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为了了解尘肺病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我们选取了5户已故尘肺病工人家庭，在仍在世的患者中选了2位尘肺病二期的，3位尘肺病三期的患者家庭进行估算。通过对这10个家庭的收支情况统计，可以发现，10个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2009年维权后获得的人文关怀补偿款，其次是家中劳动力的打工收入(不少家庭已经没有劳动力或者劳动力需要照顾家人)。维权后争取到的低保，虽然每人每月都有65元或75元，但这些钱在尘肺病面前显得那么无力。农业补助每年也只有可怜的几百块钱（不少家庭已经不再种地）。支出中，尘肺病治疗费无疑是所需最多的部分，一次治疗花费多则10余万，少则几千，而且随着病情的加重，花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此外，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子女教育支出、人情往来费用等支出都在慢慢侵蚀着这些尘肺病家庭。多数家庭2009年获得的深圳市政府的人文关怀补偿款已经所剩无几，这种特事特办的模式和一次性的给付并不足以应付高昂的医疗费用，更无法维持尘肺病患者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很多家庭因此陷入贫困。

某个家庭一旦家中有人患上尘肺病，不仅意味着主要劳动收入的减少或断绝，也意味着尘肺患者家庭收入的减少。为了照顾患者，其家庭成员不得不承担起照顾他的生活，并扛起一家老少生活所需的重任。因为患者大多为男性，他们患病之后，家庭收入锐减，他们不仅成为家庭的一个负担，他们的妻子更是因此要承担照顾生病的丈夫和学龄期的孩子的重负，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她们的就业和收入，有些人甚至不得不辞去在城市的工作或者减少耕种的土地数量，一心回到家中照顾患者。尘肺家庭不仅收入减少，支出更是难以负担，持续的高昂医疗费用让患者家庭不堪重负。据现有规定，尘肺病治疗费用不在新农合的报销范围之内，因此，许多家庭为了治病已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根据大爱清尘2014年对8个省份，449名尘肺病工人的调研，看病的巨大花销和没有收入来源成了尘肺病人最难解决的问题，其次还有孩子上学、父母养老等问题。这和我们在耒阳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生活面临哪些自己难以解决的困难

在我们的调研中，不管是患者已去世的还是仍旧在世的尘肺家庭，多多少少都有负债以及潜在的债务危机。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尘肺病一般是六级到二级伤残，一般发现时已经是II期的话按照规定已经可以评到四级到三级。可以拿到十八到二十个月的工资并且每月从工伤保险基金那里领到工资75%-80%的伤残津贴。而且这些还不包括对于医疗费用的报销。但是很少有尘肺病农民工能享受到工伤保险的待遇，贫病交加的死去是大多数尘肺病工友的命运。因此，大多偏远农村被“越贫困越尘肺，越尘肺越贫困”这样一个怪圈所困扰，一个又一个的山村陷入“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之中。农民因为贫困选择外出打工，他们怀着“发财致富”或盖气派房子的梦想走向城市或厂矿，十多年后他们因罹患尘肺病不得不带着羸弱的身体回到农村，不仅没能带回财富，反而在贫穷的山村增添了一具日渐羸弱的身体，他们不仅没有走出贫困，反而因为罹患尘肺病而更加的贫困，这些偏远农村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没能走出贫困与疾病恶性循环的怪圈。双喜村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即使部分尘肺病农民工能带钱回家盖上另村里人羡慕的气派楼房，气派楼房内藏着的是一具被尘肺病侵蚀的身体。在一个商品经济的年代，人们常常是以金钱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房子成了财富的重要象征，也成了婚姻的物质基础，许多村民为了建立一个看起来“体面的家”，而选择收入较高的风钻行业，甚至在拿到赔偿款之后立刻加盖或者装修房子、购买家具电器。人们甚至觉得拿到赔偿款后不久就去世的工人的家庭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因为治病花光了所有的钱。人走了，其赚钱或者因病补偿所建的房子，就像一个个墓碑，证明其曾存在的意义。而这个地方，这样的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未尝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

（图注：谁能想到如此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庄却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之下。）

尘肺病对家庭和孩子的影响

尘肺病不仅影响尘肺患者本人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尘肺家庭的经济窘境严重挤压了孩子获得良好生活和教育的机会。许多孩子的生命轨迹因此发生改变。有的被寄养在亲戚家，有的过早的辍学，有的过早的结婚，更多的孩子在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挣钱养家。

我们发现，尘肺病人去世前后的时间，其家庭经济都会受到重创，因为病人妻子只能在家照顾他而无法出去工作。去世前的医药费是非常高昂的，病人常常需要住院，住一次医院就要一万多乃至更多的花销。以现在一位病情严重的尘肺病人为例，他去年住院花了十余万元，其中很多是高价特效药，不能报销，现在每天打针吃药就需要120元左右。还有一家的孩子，因为需要去长沙照顾病重的爸爸，放弃了中考，没有上高中。而这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伯伯、一个叔叔、一个姨夫因为尘肺病去世了。他的一个表弟，一个堂妹因此只能寄养在别人家里，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尘肺病导致的生活窘境，一个选择自杀，一个离婚改嫁。

（图注：尘肺家庭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本应是家庭圆满和幸福的。）

如今媒体上已经爆出了很多留守儿童被性侵或者遇到意外身亡的新闻，不像留守儿童那样父母还会不时回来，这些孩子已经不会再撒娇地问爸爸去哪儿了，而是已经明白爸爸再也回不来了。父母双亡，或者父亲死亡、母亲远走而寄居在亲戚家的孩子会比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侵害。他们是否能够营养充足地成长，生活环境是否安全，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产业化后家庭经济条件对于孩子受教育机会的决定作用，对于农村孩子来说，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已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是来自受过尘肺病重创的家庭的孩子。

患病的村庄

（图注：生前活在痛苦之中的王翠兰老人，五个儿子有四个儿子先她而去，众多亲属上门争夺赔偿金，而在她死后，她的老房子很快被唯一活着但也身患尘肺病的儿子推倒，准备重建新房。）

《双喜的眼泪》纪录片里面，王翠兰老人说：“以前这是一个很热闹的村，虽然贫穷……后来年轻人去城里做建筑工人，赚了钱回来，建了房子，娶了老婆，到现在，村里都没有几个年轻人了，钱也赚了，人却死了。”双喜的眼泪中出现的尘肺病工友王运成于2011年去世，去世时只有41岁，当时儿子只有14岁，因为爸爸去世的打击，原本很好的学习成绩变得一落千丈，没有上高中便出去打工。另一位工友刘洪云在2012年去世，年仅38岁。他们在纪录片中羡慕周清平死时很平静，唯一的希望就是死时不要太痛苦。由于尘肺病，刘洪云在去世前瘦得只剩下九十斤，在2012年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们说自己到了晚期，活不过一年了。他给我们讲尘肺病人的晚期的情况多是有三种并发症，多的时候会有五种并发症。尘肺病人最后多半会得上肝炎、肺结核、心脏病、胆囊疾病。因为吃药的损害，尤其是治肺结核的药，会损害肝和胆，在不断地治疗中，治着一个器官，同时会损害另一个器官。人就这样逐渐被病魔所打到。他说尘肺病的人的离世是非常突然的，有的人上午还在和人正常地聊天，下午就去世了。一口气上不来，人便开始抽搐。体温会变得非常高，有四五十度，人是忍受不了这种温度的，难受得在地上打滚。最后呼吸不上来，或蜷缩着或跪着死去。然后他说自己知道死亡已经近了，他不奢求能多活很久，只盼望死时能不太痛苦。2012年，38岁的刘洪云去世了。他像许多尘肺病人一样跪着死去，这种极尽痛苦又耗尽尊严的死亡方式正如尘肺病本身一样耗尽了尘肺病工人生存的希望。

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熟人社会，熟人之间的联系构筑了农村独特的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费孝通称其为差序格局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他们建构了农民在生活当中的行为规范：孝悌忠信。然而，当前的农村正经历着结构性的变革，家庭关系从伦理型向契约型转变，经济理性成为新的人际关系主导力量，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成为最终的追求，同时，国家与社会保护在家庭经济活动中不再存在，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年男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老人则因为不具有经济创收能力成为家庭负担而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抛弃。而中年男人一旦出现问题，带来的则是整个家庭经济上的破产和伦理关系上的解体。事实上，在当今农村，传统的道德和伦理关系瓦解是一种普遍状况，只是在双喜村这样的状况下，会显现的更加严重和突出，因为作为家庭核心成员的中年男人的去世，削弱了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联系，而尘肺病的发生又洗劫了家庭的经济所有，使得每个个体在经济上处于无比紧张的状态中，强者生存这一市场法则便更加赤裸裸得主导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在我们访谈过程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对我们表达了她对乡邻的怨恨，她说在她爸爸去世后出殡时，债主们跑到葬礼上来闹，她永远都会记得这件事，以往的乡村共同体带给孩子们的归属感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代人对亲友、乡邻关系的厌恶和憎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图注：这是一幅以徐瑞宝为核心的家族尘肺图。这个尘肺圈的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可以以自己为圆心划出自己的尘肺关系图来。尘肺病不是病理上的传染病，但却是社会关系上的传染病。最初，徐瑞宝携亲带友外出做风钻工，而患病时也是沾亲带故地罹患尘肺病；最初大家感激徐瑞宝将大家带出去挣钱，患病后又都开始埋怨和痛恨徐瑞宝将大家拉上了一条死亡之路。这种怨恨并没有随着徐瑞宝的去世而消失，而是转嫁到了孩子身上。而更为可悲的是，这些家庭一个个破碎之后，整个家族与亲戚网络中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可以承担起这些破碎家庭孩子们的抚养责任。）

 而与家庭关系相比，乡邻关系的破裂则更加突出。在我们探访的过程中，频频听到村民们对于部分尘肺病人维权领袖的微词，在外出做风钻工刚刚在导子乡兴起的时候，基本都是包工头携带亲朋好友出去做工，因为风钻工的工资极高，是大家眼红的工种，用村民的话说：“来钱快，没有关系人家还不要你。”然而这样的关系却成为日后大家互相怨恨的源头，当病痛和死亡来袭，村民们开始埋怨当初将他们带出去的包工头们。再者，由于包工头对于各家情况更加熟悉，在一些社会捐助项目的捐助金的分配过程中，他们发挥了或多或少的作用，使得获取捐助较少的村民对他们也有很大的怨言。

双喜村似乎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败，村里的青壮年去深圳打工，赔上了健康和生命，也失去了金钱和家庭未来的希望，获利的只有资本。双喜村就像一个被深圳发展吸干血而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遗弃，任由其自生自灭。

（图注：尘肺病人徐术明拖着病体在广东出卖着最后的劳动力，一对大的不足6岁，小的不足3岁的小姐弟扔给了自己的母亲刘清秀来照料。“家和万事兴”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望了。）

死亡接力棒仍在传递

尘肺病造成的人间悲剧还远远没有结束，即便耒阳双喜村的人深受其苦，面对哪怕400元一天的工资也不愿下井打风钻，但还是有被生活所迫的人继续走上这一条不归路——比如耒阳西北600公里之外的湖南桑植县。

2009年继耒阳风钻工深圳维权之后，湖南桑植县百余名风钻工也在深圳接受了职业病诊断，其中仅芙蓉桥乡一带就有45名风钻工被诊断为尘肺病。由于缺乏劳动合同，他们很多人也像最初带他们去做风钻的耒阳人一样，接受了深圳市政府7万至13万不等的“人道关怀”。桑植人比耒阳双喜村人从事风钻工的时间要短，尚未步入死亡加速的轨道，截止2014年底，去世的尘肺病人为7人。

但桑植人并未因尘肺病而放下从事风钻的脚步。

从1916年桑植人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至今已近百年，桑植仍旧没有摆脱贫困的帽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并没有给这片土地带来富裕，耕地资源和就业机会的缺乏使得每年还是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结婚就得建房子，在别的行当打工挣不到建房子的钱，风钻仍为很多青年人的主要职业；而结了婚，有了孩子，家庭压力大，还得去找能挣钱的职业去做，于是大家不得不再次步入这个行当，包括那些已经被诊断为尘肺病的风钻工。

回想五年前，桑植风钻工在继耒阳风钻工之后诊断为“尘肺病”时，他们的反映并不如耒阳尘肺病人那般强烈。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经历气愤与沮丧之后，又默默地回到了建筑工地，继续从事风钻作业。五年前，我在深圳的建筑工地遇到了桑植县风钻工钟平协，问他为什么还选择继续做风钻。他说：“家里有三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刚学会走路，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他养活。他也害怕自己的肺变成石头。做，死自己一个；不做，全家七口人都得饿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平静让我内心隐隐作痛。我勉强问了一句：“那做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呢？”他说：“我没的选择，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图注：2009年夏，被诊断出尘肺的钟平协毅然回到工地继续从事风钻工作。他说：“家里有三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刚学会走路，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他养活。他也害怕自己的肺变成石头。做，死自己一个；不做，全家七口人都得饿死。”）

2009年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之后，钟平协和他的桑植老乡继续留在工地做风钻，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无法维持太长时间，所以想在能做的时候尽量多挣些钱留给家里人。就这样一直做到2012年底，钟平协的身体已经难以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于是，在2013年，他开始照顾孩子，妻子在附近的水电站找了份工作来干。钟平协一家七口人，人多地少，三亩水田的稻谷全部卖光，也只有三千块钱的毛收入，不足风钻工月收入的一半。妻子每月工资只有一千多元，家庭的压力使得妻子不堪重负，于2014年5月与钟平协协议离婚。妻子另嫁他人，一对不满六岁的双胞胎留给了钟平协来照料。离婚对于一个已经正在走向死亡之路的尘肺病人来说，是一个比尘肺病本身更加摧残生命的因子。有如耒阳尘肺工人徐新生所言，离婚是尘肺病人的死亡加速器，耒阳双喜村的很多实例证明了这一点。

离婚的变故让钟平协更加虚弱了下去。在妻子离开钟家的那天，这对双胞胎女儿拖着妈妈的衣服不让妈妈离去，但是妈妈还是流着泪掰开了女儿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去。或许是这对双胞胎女儿的哭泣使得这个男人重新振作了起来。女儿哭着说：“妈妈不要我们了，我们也不要妈妈了，我们还有爸爸。”不久之后，钟平协将这对女儿托付给自己80岁高龄的老父老母，再次拿起风钻走上了这条做死之路。然而，如今40岁的钟平协被尘肺病折磨得体力大不如从前，他一天下来所得也只有别人的一半。

（图注：2014年夏，钟平协将一对不足六周岁的双胞胎女儿留给80岁高龄的父母照看，迈上了生命最后的征程。仅芙蓉桥一地，像他这样患了尘肺又去打工的就有20多个。他们只有在这条做死之路上继续做下去。）

他们中也有人试图从事其他工作，但自从2009年张家界和耒阳工人集体维权后，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他们没有办法去正规单位打工，因为一签合同上社保就能显示出他们的黑名单，用人单位就不再招用他们。钟平协只有继续到建筑工地重操旧业，因为工地用工不正规，不需要签合同上社保。五年前钟平协的那句话似乎真的要应验：“我没的选择，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如今，2009年被诊断为尘肺病的45名桑植县人如今已有7人离世。桑植县风钻工人集体罹患尘肺病并没有如耒阳尘肺病那样影响巨大，当耒阳人不再从事风钻工时，在深圳及广东其他城市的工地上依旧活跃着桑植风钻工人的身影，以及后来跟上的贵州人，贫穷逼得他们不得不仍旧铤而走险去从事这样一份工资不菲的职业，他们只有在这条做死之路上继续做下去。

深圳“尘肺门”事件五年了，工地的职业防护措施仍未改进。风钻作业依旧是干式作业，缺乏降尘措施，工人从孔桩中出来的时候，依旧被粉尘包裹。缺乏组织的工人无法遏制住尘肺病持续制造悲剧的脚步，无所忌惮的资本杀了人还可以逍遥法外，双喜村的故事也因此在不断的上演。

2014年夏，我们在东莞的一处工地上见到了一群来自湖南桑植县的风钻工人，尘肺病事件的爆发给他们的职业防护带来的唯一改变就是防尘口罩改进了，而做出这一改变的还不是施工企业，只因他们的包工头也是一名耒阳双喜村的尘肺病患者——他以自己的赔偿款为启动资金摇身变成了包工头——他深知尘肺病的危害。防尘口罩的改进让大家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不长期做这一行当，再加上戴上防护更严实的口罩，应该可以避免了。甚至于这种侥幸还被被赋予某种神秘色彩，在工地上，人工挖孔桩标识牌上悬挂着应急氧气包，为了应急；而氧气包旁边悬挂着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据说可以辟邪。

人工孔桩旁边，一种机械钻孔桩的涡旋机也在工地应用，但由于风钻工人职业防护成本低，这样的机械作业相对于人工挖桩显得成本过高，一直没有在工地大规模应用。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得工地不会采用最先进的设备。

或许，有朝一日，工人的成本大于机器成本时，这种设备才会在工地推广吧。或许，那时候尘肺病应该可以根除了吧？然而，我们又要继续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呢？

谁在意那600万阶级弟兄

尘肺病数量巨大，中国存在着全球数量最大的尘肺病人。据大爱清尘统计，中国尘肺病达600万人以上。美国和日本通过尘肺病国家救助制度，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消灭了尘肺病。香港和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采取严厉的职业保护制度以来，尘肺这种职业病也逐渐走向灭亡。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通过严格的劳动保护措施，也使得尘肺病得到有效遏制。

尘肺病是一种本可以预防，而且曾经一度走向绝迹但又复发的社会病。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严格的劳动保护措施，使得尘肺病得到有效遏制，截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尘肺病患者只有20万的存量，新增尘肺病患者寥寥无几。但自1992年春天的故事之后，世界工厂遍地开花，职业保护让位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有尘肺接触史的民工都被植入了职业病“因子”，历经2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尘肺病患者从20万增加到600万，是改革开放之初的30倍。如今，每年平均每5个尘肺病人就有1个死亡。这种带血的GDP奠基了城市的繁华与资本的荣光，却让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家族、一个个村庄在中国消失。这些尘肺病患者，生无尊严，死无尊严。他们跪着求活，他们跪着求死。只有跪着，才能获得可怜的呼吸；只有跪着，才能减少死亡的痛苦。在未来20年内，这种职业谋杀在中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达到至少600万，是南京大屠杀的20倍。

如今，尘肺病已然是中国头号职业病，而且依旧以每年一至二万人的速度在递增，而这还也仅仅是官方统计的被确认为尘肺病的数量，绝大部分因缺乏劳动关系而不被确认为尘肺病的数量将更为庞大。这些不被确认为尘肺病的职业病人，只有死后解剖出来的那硬邦邦的肺叶才是他们身患职业病的最有力证据。然而，活着都不被人在意，死后又有谁会在意呢？

（图注：左图中的耒阳尘肺工友徐志辉是最早开始从事风钻和2009年深圳“尘肺门”事件中的维权代表，作为中共党员和曾经的村干部，死亡的恐惧开始使他寄托于宗教的信仰，从2011年开始，全家人开始信奉基督教。右图是至今依旧在工地从事风钻工作的桑植县风钻工甑合吾。他在很多同乡被查出尘肺病之后进入风钻这一行业。我问他不害怕得尘肺病吗？他吐露了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的无奈：所有从事这个行当的都是家境条件差的人，他现在也知道这会得尘肺病，但是人到中年之后，家庭上下巨大的压力，逼得你必须选择用命来换得家庭的生计维持。）

让生命可以承载呼吸的重量

（尘肺病防治建议案）

肺的一次收缩与扩张完成一次体内二氧化碳和外部空气的交换，这种轻轻地、不被我们刻意去觉察但对生命有着关键影响的呼吸，使得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对于正常人，哪怕是一个疾病缠身的病人，只要还能呼吸，都不会去关注“呼-吸”这种人体最轻柔微妙的运动。但是，对于身患尘肺病的人而言，呼吸已经重得难以用生命来承载。

尘肺病是我国头号的职业病。该病是指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并在肺内沉积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疤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2009年，深圳爆发罹患尘肺病的湖南籍风钻工集体维权事件（媒体称之为“深圳尘肺门事件”），使得尘肺病这一职业病得到关注。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截止2009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万余例，其中尘肺病近64万例。但由于职业病认定程序繁琐且人为设置障碍颇多，导致尘肺病难以被认定，实际患病数字不止于官方公布的认定数量。但根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的调研推算，中国尘肺病人数至少在600万人以上。

时隔一年，卫生部再次发布的资料显示：2010 年新发的27249例职业病中，有23812例为尘肺病，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87.42%。1949年以来，尘肺病将近15万的死亡人数是矿难和工伤的3倍。由于尘肺病具有群体性，致死、致残率高以及不可逆转、难以治愈等特点，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引发诸多社会矛盾，造成了许多家庭、地区乃至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尘肺病已成为我国最严重的生产安全和社会问题。

我们于2009年开始参与和跟进湖南籍尘肺工人的维权行动，在我们访谈的300余名维权工人中，五年来只有十余名工人被认定为职业病，其他人均因缺乏劳动合同相关证据而不被认定为职业病，职业病认定率只有5%。但截止2014年11月，仅当初参与尘肺维权的湖南耒阳籍126名建筑业农民工就已经有63人因呼吸衰竭和尘肺并发症过世，他们死后被解剖出来的坚硬如石的尘肺才最终证明了他们所患的是中国头号职业病——尘肺病。死亡后的尸体解剖成为这些不被认定为职业病的尘肺病人证明自己身患职业病的最后方式，也成为他们对这套尘肺病生产体制的最后控诉。

（图注：李万美是我2009年在深圳最先见到的尘肺维权工友之一。2009年，他没办法接受深圳政府的“人文关怀”，性格倔强的他接受不了深圳政府这种暧昧的态度，而是坚持要让这个吞噬了他全部青春和生命的城市向他正式道歉。从此，他踏上了漫漫维权路。2011年8月，与李万美一同维权的尘肺工人徐新生和我去看望李万美。我们看到李万美时，他已经瘦得只剩下骨头，只穿了条内裤，双手支撑身体，头抵着枕头。虽然有电风扇吹着，但由于呼吸困难，李万美还是全身冒汗。汗珠像水从他身上倒下来一样。李万美已经没办法吃饭睡觉了。徐新生哭了，他担心生命在与法律的赛跑中落败。终究，生命抵不过漫长的法律程序。2011年9月，就在法院终审判决前的一个月，李万美停止了呼吸，他跪着死去了。）

从1996年开始，我国主要是通过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基金对尘肺病患者进行保障和救助。但是2009年及之后的尘肺工人集体维权事件，将尘肺病患者治病难、赔偿难的问题推向公众视野。从2009年开始，我们也在持续关注尘肺病人依法维权事件，并深入调查了湖南张家界、耒阳逾300名尘肺病工人追讨职业病赔偿的历程，发现尘肺病工人从确认劳动关系、职业病诊断到工伤索赔阻碍重重，许多患病劳动者难以得到合理的赔偿。总体而言，现有的保障制度存在几大问题：
    一、生产企业严重漠视《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尘肺病本来是一个曾一度在中国走向绝迹，可以完全防治的社会病。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就已经大力加强尘肺病的防治工作，通过技术改进和加强职业安全防护，到改革开放初期，尘肺病已经基本上得以遏制。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经济的全面施行使得企业不顾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和健康而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以致于尘肺病成为中国头号职业病，并且仍以每年两万例（这也仅为官方认定的尘肺病数量）的新增数量在增加。时至今日，部分生产领域的职业病防护措施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不如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保护条件。这不是说明50多年来我国的生产技术没有改进，而是由于生产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人工成本以及违法成本过低，导致先进的职业保护技术没有被应用到生产中来。

二、大量尘肺病受害者（含潜在尘肺病受害者）缺失劳动关系，缺乏工伤保险保障。我国大部分尘肺病案例集中在采矿、建筑、宝石加工和陶瓷制造等行业，但是这些行业的用人单位普遍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2011年，我们在深圳16个建筑工地的调查发现，在患尘肺病风险极高的建筑业风钻爆破领域，劳动合同签订率竟然为零。2014年，我们在广东深圳、东莞两地的随机走访和在湖南耒阳、张家界等风钻工人的输出地调研发现，深圳“尘肺门”爆发五年后，涉尘企业依旧拒绝与风钻工人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一旦罹患尘肺病，这些劳动者将难以确认劳动关系，不能进行职业病鉴定，从而无法受到工伤保险基金的保障和救助。
    三、职业病索赔程序复杂，企业工伤拒赔零成本，工人依法维权成本过高。尘肺病患者从申请仲裁劳动关系，到职业病诊断、劳动能力鉴定、职业病赔偿最快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在此期间，大部分患病工人不能进入职业病医院进行医治，导致病情不断加重，家庭经济情况不断恶化，他们还要挣扎在争取治疗和赔偿的漫漫长路上，一些重病工人未见赔偿就已不幸离世，他们的家庭也随之陷入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而对于工伤拒赔的涉事企业而言，即便工人维权成功，它们也只不过是将它们本应赔偿的资金赔付给维权者而已。而从我们跟进的十余名湖南籍尘肺工人的维权发现，约2/3的尘肺工人在维权过程中终因生命耗不过法律程序而被拖死，最终打赢职业病索赔官司的尘肺工人也遭遇执行难，最终只得依照法院判决赔偿额的八折与涉事企业结算。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和公益组织已经开始积极尝试各项救助措施，如2010年甘肃政府筹集专项基金1108万元，开展古浪县农民尘肺病患者的救治救助；重庆政府设立煤炭职业病医院，为符合条件的尘肺病患者提供肺灌洗等免费救助；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通过社会募捐，为数百名患病农民工提供一次性洗肺等免费治疗；湖北十堰市将尘肺病的后期治疗纳入农村大病医保范畴。但这些措施往往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救助规模非常有限，难以解决全国数量巨大的尘肺病人急迫需求，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尘肺病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针对尘肺病问题，应采取几方面的措施：
     第一，严格落实《职业病防治法》与《安全生产法》，加强尘肺病防治工作。《劳动合同法》与《工伤保险条例》，加强尘肺病防治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应监督用人单位落实劳动合同相关法律规定，督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合法的劳动关系，并为劳动者依法购买工伤保险，将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畴。同时，加强职业病的防治与控制，落实对目前在岗工人职业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加对有关从业单位劳动安全和卫生条件的监管力度，推动行业性生产技术的改进，确保各种防护措施的有效实施。同时参照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保护制度，缩短涉尘工种的劳动时间，并定期安排疗养，从而预防尘肺病新病例的产生。

第二，简化职业病鉴定程序，打破只有职业病防治院才有权进行职业病鉴定的部门利益和垄断，从法律上赋予县级及以上医院均可进行职业病认定的权力。另外，职业病是一种病，劳动合同不应作为职业病认定的前提条件，只要在病理上符合职业病的病症与表征，就应予以认定为职业病。

第三，坚决遏制企业工伤拒赔零成本，实施“工伤拒赔入刑”制度。从法律上加强对企业阻碍职业工人维权的打击力度，将“工伤拒赔”这一比“恶意欠薪”还要恶劣的企业行为列入刑事处罚，并将现有法律规定的“工伤先行支付”制度落实。

第四，推进行业性工会建设，通过行业性工会与行业商会的集体谈判，加紧制定行业性职业安全防护标准，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落实劳动保护措施。

第五，开展尘肺病社群的社区重建计划。尘肺病往往是家庭式、村庄式、区域式群体爆发，尘肺病导致众多尘肺病家庭家破人亡，也让一个个村庄只留下鳏寡孤独，如我们调研的湖南耒阳双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家庭需要救济、孩子需要辅导、老人需要赡养、社区需要重建，这些危机都需要进行有效干预。社会工作作为进行危机干预和专业救济的专业，应充分发挥专业人员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中的角色，建议国家民政部门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涉入，推动现有以城市社区为主的社会工作机构进驻尘肺病村庄，积极开展社区重建计划。
    第六，将尘肺职业灾害案例编入中学教材，建立尘肺病职灾纪念馆，让防治职业灾害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职业灾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而产生，1911年美国纽约三角内衣工厂大火造成141人死亡，但这场悲剧却通过编入美国中学教材的方式让其成为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从而有效提升了美国社会对职业安全重视程度，大大降低了职业灾害的发生。直至现在，这场大火仍旧不断被美国人民纪念和言说。社会的进步不仅需要成就与辉煌，苦难的记忆与反思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第七，建立国家救助制度，这一点至为关键。尘肺病救助基金分行业依照涉尘企业工程款项的0.25%至0.5%强制征收（如煤矿行业由于对尘肺病防护的加强可以依照下线征收，而如建筑风钻爆破行业由于长期漠视尘肺病防护以及不采取有效措施改进技术，应依照上线征收），同时辅以中央财政拨款（从庞大的工伤保险基金中调拨，我国工伤保险基金的盈余逐年递增，已达996亿元，工伤保险基金的在于扶助工伤劳动者，而不在于累积）与社会捐款为基金来源，比照工伤保险的标准，为无法确认工伤保险责任和用人单位责任的尘肺病患者支付医疗费用及相关赔偿，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医疗救助，并为其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认为，只有国家提供有效的救助制度，才能解决尘肺病患者的困境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国外和我国香港的经验来看，成立尘肺病国家专项救助基金，形成尘肺病国家救助制度，由国家对尘肺病人进行救治，然后向担负赔偿责任的企业追责，这是解决尘肺病问题的有效途径。美国和日本通过尘肺病国家救助制度，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消灭了尘肺病。在这方面，香港的经验也可以借鉴。1980年，香港出台《肺尘病（赔偿）条例》，1981年1月1日以后确诊病人的赔偿，由依据《肺尘病（赔偿）条例》成立的“肺尘病赔偿基金会”来支付。“肺尘病赔偿基金会”由政府管理，建筑业和矿业企业按照工程款项的0.25%征款，同时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因此，劳动者一旦确诊为尘肺病，即可得到有效的医治，并直接向政府申请赔偿，不必与用工方长期纠缠。香港这种依靠政府和社会力量救助尘肺病患者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解决了劳动者治病难、赔偿难的问题，也缓解了因索赔而引起的劳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在国内，我国煤矿生产行业，通过成立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也有效缓解了煤矿行业的尘肺病问题。这些成熟的经验完全可以在我国大范围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