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暴利，越暴力！

2014年春，两起重大的工地暴力欠薪案例成为全国“两会”前后不和谐的点缀。先是2014年3月6日，广西籍的21名农民工到中铁十五局某项目部讨要被拖欠半年的工钱，遭中铁十五局在半路上掩杀，农民工赵智明右腿大动脉被砍断当场毙命。时隔一月，4月7日凌晨5时，甘肃兰州一伙近300名穿着“警察”制服的不明身份人员与近百名社会人员持棍棒、器械，袭击了兰州军区五里铺某施工工地，造成至少70余名农民工不同程度受伤。

根据《法制晚报》记者对国内法院审理的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发现，近一半的“黑老大”投身房地产业。公安大学黑社会问题研究专家武伯欣教授分析，黑老大热衷房地产，与房地产业暴利有关，同时，房地产行业容易遇到纠纷，对于黑老大来说，暴力成为他们的“优势”。而且，这种暴力还往往伴随着警匪一家的协同作战，披着警皮的黑势力已经成为黑社会的运作常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于2014年底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三成讨薪工人遭受工地涉黑涉警报复。山东籍建筑工人李建华，在北京因讨薪先后四次被涉事工地雇黑砍伤，但警方均未能将凶手抓获。2011年夏，在一次讨薪遭遇黑社会的殴打时，出于自卫，将一名黑社会成员打伤，却被警方抓获，最终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半年。

涉黑，成了工地方在劳资纠纷中对待农民工的利器。资本在扩张过程中，没有文明，而是充斥着暴力。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房地产业就是一个典型，君不见最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却存在着最严重的工资拖欠和工伤拒赔，乃至整个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与社会保障情况都远低于其他行业。难道这不是地产资本的一种暴力吗？

图解：代表被工地涉黑打伤，工钱拿不到，甚至连工地大门都进不去，在寒冷的冬季，五十余名河北籍的讨薪工人就这样在深冬的北京夜晚和着寒风，就着泪水，啃着凉馒头。最终，虽经工人努力结到部分工钱，但缉拿伤人凶手一事却因警方推脱无法抓获而不了了之。

依法治国？法在治谁？

如果说欠薪是年年都有的事情，已经变成这个不正常社会的常态，那么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工地欠薪却是比以往更变态的——在工人向施工单位讨薪时，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工人诉诸法律来维权，那么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就会依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2013年夏，河北邢台工人王银芩在北京望京某工地做工时，发生工伤事故，导致颅骨骨折、颈椎骨折、腰部与右上肢软组织损伤，由于涉事施工企业“工伤拒赔”，王银芩与三十余名工友开始在工地维权，但这次维权不仅没能让王银芩获得工伤赔偿，而且三十余名工友遭致集体欠薪。于是，三十余名工友走上了依法讨薪之路。在北京朝阳区的劳动仲裁庭审中，用人单位在提供这份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基本工资的虚假劳动合同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份由工人亲笔签字的零工工资领款表，上面清晰的显示工人被用人单位从包工队抽调出来打零工的工价是210元/天，这与工人主张完全吻合。但该劳动仲裁委员会宁肯依照一份假合同、以最低工资的标准判决工人工资，也不会依照这份真实的工资表来判赔工人工资。如果这只是一个劳动仲裁委事实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那么，在接下来的法院一审、二审乃至2014年12月19日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裁定书，都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的讨薪请求做出判决。

依法治国的悲哀在于强权一方可以对弱者肆意妄为，但利益受损的弱者倘若要讨一个说法，你就必须按照强势早已为你设定好的程序来，即便越级也是违法，但当你按照规定程序走到头才恍然明白——这只不过是又是一个骗局而已。《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施行以来走到今天这种境地，实在是法律的悲哀而荒唐。7年时间过去了，中国6000万建筑业农民工，仍没一份正规的劳动合同。这个最需要劳动合同的行业却最缺少劳动合同。当年一部看起来很美的《劳动合同法》已经从保护工人的政策转变为建筑业资本的逆袭工具。倘若市场成为一切资源的配置基础，倘若依法治国畸变为依“资本之法”治国，这不仅是法律的耻辱，更是对社会公正赤裸裸的侵害。

图解：年底从外地赶过来讨工资的工人，没有地方住，在工地宿舍外烤火，辛苦大半年的工资没有着落，大家绝望而愤怒。在工地打工至少需要具备两门手艺：干活儿的手艺和干活儿之后讨薪的手艺。否则，你就真的成了地产资本下的“杨白劳”了。

APEC宛如演大片，群众演员无工钱

2014年11月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北京建筑工地全面停工，几十万建筑业农民工无工可做，不得不被迫放起了无薪假期。很多工地工人因挨不起连续十天无工可做，要求结钱走人。但由于APEC期间政府机关放假，工人讨薪没有职能部门的介入。干等吧，耗不起；在工地搞行动呢，却又被不放假的警方直接拿下。无奈，求助媒体吧，但媒体态度如何呢？APEC期间，一批山西籍工人因工地停工而讨薪，他们来到工地旁边的中央电视台求助，结果到了中央电视台门口又被人赶，负责保卫的人说：“中央电视台又不欠你们工钱，你们来找我们干嘛！”工人们想到这期间政府放假，这么多人找警察的话，又担心非常时期被抓进去，所以只好妥协接受工地压低一半的工价。北京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为了APEC蛮拼的，但他们的辛酸又被谁知晓？

图解：借酒消愁愁更愁，情到深处泪难留。讨薪多日无果的大哥在讲到家里的沉重负担时，不禁黯然神伤：老人看病需要花钱，孩子上学需要花钱，种子化肥价格疯涨，种地却越来越不挣钱，无奈的生活逼得人不得不从土地剥离出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这几乎成为所有建筑工进城打工的理由，生活就这般考验着生命的韧性。

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马拉松淘汰赛

建筑业工伤维权“清障”进行时，这或许是2014年建筑业唯一令人兴奋的消息吧。2012年12月5日第四届建筑工人关爱日主题报告《无约束的资本，伤不起的工人》获得重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于2013年12月9日在《伤不起的建筑工人》报道上做出批示，建筑业工伤维权问题成为2014年全国“两会”政协重点提案。2014年11月13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座谈会，工伤拒赔与劳务分包成为所有与会者一致批判的焦点问题，人社、住建、安监与工会将联合采取措施，修改法律法规，规范建筑用工制度，为减少职业伤害与工伤维权扫清障碍。

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任何一项劳动用工制度的改进，不只依靠顶层设计，更来源于底层的力量与呼声。对不公保持沉默才是最坏的态度，祈望青天出现的人摆脱不了自己的奴隶心态，一个完整的人一定是一个觉醒的公民。而且，我们更要明白的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其相关的制度设计走到今日，已经无法依靠制度上的修修补补来解决现有的社会冲突与矛盾了。正如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不了它自身的问题一样，中国的问题若只限于对现有制度的修补同样是无解的。这不，就在全国政协调集相关部门对现有工伤赔偿制度进行修补的同时，就在北京华电集团郑常庄项目工地，一起“一死七伤”的工地安全事故的受害者们，历经两年的维权，虽终审判决胜诉，但仍旧遭遇事故责任方的“工伤拒赔”。涉事工地不仅不依照终审判决对工伤工人进行赔偿，而且断然采取断水、断电、强拆以及涉黑、警匪勾结等方式对工伤维权工人进行打击和报复。这些受重伤的工人除了在寒冷的帝都用生命坚守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置之死地的重伤者们，他们一边在用残存的生命来舔舐自己的伤口，一边在用余生来撞击这个陈旧的制度大厦。这有如一场马拉松淘汰赛，如果顶层设计者们还在“改革就是找死”“不改就是等死”的两端进行踌躇徘徊时，那么保不准对社会改良丧失信心的底层会在血与火中酝酿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大变革了。

图解：因工地安全事故而下半身瘫痪的张为江，自2013年1月6日受伤至今近两年时间过去了，依旧没有讨要到工伤赔偿。即便二审法院宣判涉事建筑公司对他进行赔偿，但涉事建筑公司非但不予以赔偿，反而雇佣黑社会将其工棚野蛮拆除。

软暴力与硬暴力：踢不死你踩死你

据新华社2014年12月10日电，一批湖北籍的讨薪民工在过去的700多个日日夜夜，从省到市再到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感觉自己好像一头拉磨的驴”。“市长都管不了，我们能管得了吗？”“这事不归我们管。”“回去等消息，时间不能确定”……这是湖北42名农民工在辽宁本溪市讨要被拖欠了两年的工资听到最多的几句话。两年时间里，农民工们被省、市、区8个主管部门推来“踢”去，如今，他们依旧如高耐受性的足球一样在依法讨薪的设定程序里被踢来踢去。

2014年12月5日，第六届建筑工人关爱日主题报告《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指出，对于工地欠薪问题，介入频率最高的劳动监察职能部门，其介入有效性最高，但也仅为6.5%，远低于工人自己行动的有效性（57.2%）。辽宁本溪市的这批讨薪民工的悲哀在于他们宁愿选择去相信别人会帮你，也不愿付出自己的行动直接与资方对抗，那么，你只能被当做球来踢，而且还会被人嘲笑为“混球”，乞求者即便获得别人的怜悯也难以得到尊重。

相对于“踢皮球”这种软暴力而言，打死人这种更加赤裸裸的硬暴力就更彰显了作为暴力工具的本性。

2014年12月24日，主流网站——中国青年网爆出了一则乍一听骇人听闻但又与2014年建筑业很合题的新闻：一名河南郸城县女性建筑业农民工周秀云12月13日在太原某建筑公司讨薪时遭到当地警方虐杀。与年初的工地涉黑打杀农民工不同，这次是合法的暴力工具——警察局亲自出动打杀讨薪农民工。从报道与图片来看，讨薪农民工周秀云在被警察拳打脚踢“休克倒地”之后，一名肥头大耳的胖警察（不知是不是“临时工”）先是用脚踩这位女民工的头发，随后抓住其头发在地上拖行，并大骂其“装死”。当天夜晚，民工周秀云死亡。而她的丈夫则在当地派出所内被警察被打断四根肋骨。但由于死者家属在事件发生后一直被警方控制并封锁消息，直至十天后该消息才通过小道消息传播开来。最初，当地警方公开声称周秀云的死亡与其没有关系。之后，在媒体记者的穷追之下，当地检察机关介入调查，但官方却始终没有公开、正面回应。直到事件见诸媒体后，太原市相关部门才启动响应，但也只是在通报中仅仅用了“出警民警处置不当”、“身体接触”等轻描淡写的具有“太极”含量的词语。

图解：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也是国家公祭日。这一天也成了河南籍女民工周秀云的祭日，只不过她不是死于侵略者之手，而是死于人民警察之手。这一天下午，周秀云因讨薪被山西警方活活打死，成为震惊全国的“12·13讨薪亡人事件”。

在一个存在阶级的社会里，警察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工具。警察在一个阶级社会的角色就是依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对敌对阶级进行镇压（此处略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内容）。法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它同国家一样，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只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跨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人们的臆想而已。

2014年终将过去，劳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施暴者的手脚，却并未给国人留下什么。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结语：我们拿什么来自救？

如今，无论是工地资方涉黑的暴力还是职能部门将农民工当“球”踢的软暴力，还是直接出动国家暴力机器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都是一种资产阶级向广大工农群众进攻的反动暴力。对于这股反动的暴力，祈求他们手下留情或收手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暴力才能够维持地产资本的高额利润，也只有暴力才能够为资本扩张扫清道路。对于反动的暴力，我们只有付诸革命的力量。就我们建筑业农民工而言，这种革命的力量由三个要素组成：找点、抱团、避险。一是要找点，就是要找准行动着力点，对于工地欠薪，大家有这样的需求，只要有人带领，肯定会有人参与的。前期的动员工作在这里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去烘托和营造一种维权的气氛。二是要抱团，就是要做好组织协调与团结工作。组织者要有整体眼光，并且能够知人善用，有自己的骨干班底。三是要避险，学会规避风险。组织者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在中国单靠死人是没有办法推动这个社会变革的，组织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对话与共同行动中培养更多的组织者与行动者。百川归海，当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一起，当维权成为劳工的群体态度，那么，未来的寰球必将是一个由劳动者擎起的赤旗世界！

图解：终于赶在年底讨到工钱了，把钱缝进布袋里，然后将布袋缝在衣服里侧，或许还应该小心的是，老板有没有在工资里掺假币。多么温馨而又辛酸的一幕，这样的场景每年都在建筑工地上演。拖欠工资，这一“马克思未遇之难题”在中国已经风行20余年，且愈演愈烈。单纯指望商人的良知与政府的信用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劳动者组织起来自救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