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有误解，在正文开始之前，我一定要对标题做个说明。“作死”一词，在东北、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有“自讨苦吃”、“找死”之意，并在最近几年流行于网络。但在湖南方言中，“作死”却饱含着“努力”、“往死里搞”的意思，表达着人在困境中抱持着一种坚韧与坚持，但也透露着一种无奈。张家界，中国最负盛名的旅游地，也是全国门票最昂贵的旅游地之一，其年度旅游收入高达200多亿。但它的旅游经济并未增加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与收入，被旅游哄抬的物价以及旅游业对当地生活观念的冲击，使得当地人的生活更加困难。如果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张家界旅游的兴起与张家界人外出打工大潮同步进行。在湖南，每年1000多万的外出打工人群中，张家界人占了很大比重。仅在与湖南毗邻的广东省，风钻爆破和高空外墙清洁（这种作业工人俗称为“蜘蛛人”）这两大高危领域，张家界人就占据了半壁江山。但这种带血的职业最后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如今，全国的尘肺病工人中，湖南籍患病人数排名第一。多年后，这些外出打工者用命换来的新房子就像一座座墓碑在诉说着过往、预示着未来。

作为旅游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2015年张家界的旅游收入将达到286亿元。但张家界的百姓们，靠山的没吃上山，靠水的没吃上水。饼做大了，有人拿大份儿，有人连饼的味道都闻不到。做饼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分饼的结果，这就是发展主义的吊诡。一个地方的发展若无法做到富民惠民，这种发展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图注：在深圳清洗外墙的张家界桑植县工人钟家财的手和脚

图注：如今依旧遍布广东的建筑工地上依旧遍布着张家界的风钻工人，因为尘肺病耒阳人不做了，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张家界人仍旧前赴后继

高昂的门票收入与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2015年暑期的一天，火车停靠张家界站。然后，在一路灰尘与颠簸中，我到达了桑植芙蓉桥乡。

我先去了尘肺三期工人王兆和的家里。十多年前，王兆和与哥哥一同赴深圳做风钻工。2007年，王兆和的哥哥在做风钻时从孔桩井口坠亡，留下患精神病的妻子和一对未成年儿女托付给王兆和来照顾。然而，祸不单行，在2008年，王兆和就感觉到明显的胸闷和气喘，直至2009年在深圳接受职业病诊断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尘肺三期。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王兆和已经无力外出打工，自己一对未成年儿女的抚养以及哥哥死后的留下的一家人（嫂嫂还是精神病人）就主要留给王兆和的妻子来照顾。由于要照顾这么一大家子人，王兆和的妻子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幸好，因为家就住在芙蓉桥乡政府所在地，索性靠出租房屋来维持生计。乡镇上很多和他一样的家庭，也将房屋出租出去，每间房屋一年的租金在600元至800元不等。王兆和家出租的房屋在整个芙蓉桥乡算是多的，除了自己家住的屋子，他把其余五间房子全部出租出去，因为地段好，核算下来月收入达到300块钱。但300块钱却要负担两家人的生活，一亩三分水田的出产只够两家人的口粮。但自从王兆和得了尘肺病之后，因无人耕作，其中的一块水田已经荒废。假如水田给别人来耕作的话，不仅不收租金，还要倒贴给别人钱，因为投入会比产出大。生活上的一切支出都得靠一样东西——钱。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人们每天只吃两顿饭，自家水田的产出不足以满足人对口粮的需求，而饭菜也简单的可怜——全家人端着米饭围着一碗青菜打转转，耕地的缺乏让农民不可能把金贵的土地用来种植蔬菜。张家界旅游的火爆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既没有创造多少就业机会，昂贵的门票跟他们更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一定要扯上关系的话，那就是旅游业抬高了物价，原住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而更糟糕的结果是，旅游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生活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婚姻和家庭观念产生了重大的重构。一些年轻的女孩儿成为了外地游客在张家界的另一位家室，本地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们却因为贫困而没有姑娘垂怜。挣钱娶媳妇成为所有年轻小伙子们最大的人生目标，而门槛低、来钱快的工地风钻行业自然成为大家的首选。根据不完全统计，活跃在深圳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仅桑植县人就不下一千人（此外还有近千余名来自桑植县的外墙清洗工——“蜘蛛人”）。十年的打工生活下来，当初的年轻小伙子们终于在30出头的时候盖上了房子、娶了媳妇、有了娃。但是，他们也倒下了。此后，妻子改嫁了，新房子空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们不得不担负起抚养幼小孙儿的责任。

贫困是一种社会传染病

2009年，尘肺三期的谷臣云用维权得来的13万块钱盖起了简单的新房子，但还没来得及住进去就离开了人世。此后，新房子就空荡荡得留在了山脚下，没有了一点人气。妻子将女儿托付给自己年迈的父母，远赴东莞电子厂打工供养一对儿女。谷臣云罹患尘肺病的日子使得一对儿女变得沉默寡言，封闭在了自己的世界之中。

图注：谷臣云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写道：我的爸爸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去世了，刚刚开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可是，慢慢时间久了，我发现村里人都不关心我了，似乎认为我会带来灾难。从那时开始，我便知道了失去爸爸是什么滋味，是如此的难过，在别人眼中如此的没有地位。

贫穷已经成为一种传染病，越贫困就越贫困。资源的紧缺以及因治疗尘肺病所引发的“连还债”破坏了社区关系，使得社区关系变得紧张。在沉重的债务压迫下，人们甚至觉得拿到赔偿款后不久就去世的工人的家庭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因为治病花光了所有的钱。人走了，他们之前的打工积蓄或赔偿款所建的房子，就像一个个墓碑，证明其曾存在的意义。而这个地方，这样的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未尝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

2014年，桑植县数十名尘肺病人通过不断上访才得到了每人每月80块钱的低保，而其他尘肺工人则因为没有去“闹”连这微薄的福利都没有。农村的借贷信任体系与互济机制已经因借款人无力偿还而瓦解，尘肺病家庭除了自去年开始每月80元的低保外，得不到任何在地的支持。张家界每年200亿元的旅游收入（2015年预计达到286亿元，且仍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外界爱心人士的捐助杯水车薪，无法阻止孩子们辍学和提前结束教育的大势。这些年轻的尘肺工人子弟们，有不少又走上了父辈的道路——为了偿还父亲患病期间的欠款，为了家庭的生计，他们只得再次用一个人的命去换来一家人的生存。如今，在深圳及广东其他城市的工地上依旧活跃着桑植风钻工人的身影，你无法想象到的贫穷逼得他们不得不仍旧铤而走险去做这样一份工资不菲的职业。

维权的黑名单

当初的张家界尘肺工人维权代表的钟家泉是尘肺二期。因为维权，钟家泉已经上了广东省的黑名单，如果再去广东打工只能去一些黑厂，所以从2014年开始，钟家泉就同妻子一起远赴福建打工。两个仍旧在上学的孩子托付给孩子的外公外婆来带。

当初一起在深圳维权的谷明立年纪轻轻就得了尘肺病，他2009年被查出尘肺病时，孩子才刚百天，如今孩子已经6岁了。由于在深圳的维权经历，他和他的维权工友们已经上了深圳人社局的黑名单，应聘过几个工厂，但用人单位在与其签合同上社保时，系统会自动将他们的黑名单弹出，很快就被辞退。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现在只能在深圳做临时工，挣着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当初为了结婚仓促建成的房子连装修都没来得及，破旧的木门与房子显得极不协调。如今，两位老人带着孩子守着空荡荡的房子，望眼欲穿等待着他们的归来。然而，一年见上一面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2015年春节，谷明立为了多挣几个钱，选择了春节不回家。他说：“短暂相聚后的离别所带来的伤痛，不亚于尘肺。”

“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身患尘肺但为了生计仍不得不外出做工的还有钟平协。2009年夏，深圳爆发“尘肺门”事件。湖南耒阳百余名在深圳工地做工的风钻工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一种以前从未听说过、难以治愈、难以逆转但却降落于自己身上的职业病。消息很快传到同样在深圳工地做工的湖南张家界风钻工人的耳中，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会不会也得了尘肺病。于是，紧接着耒阳工人的行动，桑植的工人也要求深圳职防院对他们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让大家气愤而沮丧，他们气愤工地从未给他们讲过风钻行业会存在这样大的职业伤害，他们沮丧的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耒阳的工人不再做风钻了，钟平协的桑植老乡们也都退出了风钻行业，或者以深圳市政府所谓的“人文关怀”款为投资资本，转身成为包工头。钟平协也被检查出罹患尘肺，在经历气愤与沮丧之后，他又默默地回到了建筑工地，继续做他的风钻工。我在建筑工地遇到了他，问他为什么还选择继续做风钻。他说：“家里有三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刚学会走路，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他养活。他也害怕自己的肺变成石头。做，死自己一个；不做，全家七口人都得饿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平静让我内心隐隐作痛。我勉强问了一句：“那做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呢？”他说：“我没的选择，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图注：2009年被检查出尘肺病之后钟平协仍旧在建筑工地做风钻。

2009年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之后，钟平协继续留在工地做风钻，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无法维持太长时间，所以想在能做的时候尽量多挣些钱留给家里人。就这样一直做到2012年底，钟平协的身体已经难以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于是，在2013年，他开始照顾孩子，妻子在附近的水电站找了份工作来干。钟平协一家七口人，人多地少，一共只有三亩水田，一年下来把稻谷全部卖光，也只有三千块钱的毛收入。妻子每月工资也只有一千元，却要养活七口人，家庭的压力使得妻子不堪重负，于2014年5月与钟平协协议离婚。妻子带着原来的那个孩子另嫁他人，一对不满六岁的双胞胎留给了钟平协来照料。离婚对于一个已经正在走向死亡之路的尘肺病人来说，是一个比尘肺病本身更加摧残生命的因子。有如耒阳尘肺工人徐新生所言，离婚是尘肺病人的死亡加速器，耒阳双喜村的很多实例证明了这一点。

图注：钟平协一对双胞胎女儿和80岁的老父老母

离婚的变故让钟平协更加虚弱了下去。在妻子离开钟家的那天，这对双胞胎女儿拖着妈妈的衣服不让妈妈离去，但是妈妈还是流着泪掰开了女儿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去。或许是这对双胞胎女儿的哭泣使得这个男人重新振作了起来。女儿哭着说：“妈妈不要我们了，我们也不要妈妈了，我们还有爸爸。”不久之后，钟平协将这对女儿托付给自己年老的父母，再次拿起风钻走上了这条做死之路。然而，如今40岁的钟平协被尘肺病折磨得体力大不如从前。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尝试找过工厂的工作，但与谷明立一样，他已经上了深圳市用工黑名单，他们没有办法去正规单位打工，因为一签合同上社保就能显示出他们的黑名单，单位就不要他们了。钟平协只有到建筑工地重操旧业，因为工地用工不正规，不需要签合同上社保。由于呼吸困难，2015年春节过后，他已经无法继续从事井下风钻作业，只是在井口做些小工的工作，每天100块钱的工钱既要供养两个即将上一年级的女儿上学，还要供养患病的80岁高龄的双亲。

最让钟平协揪心的事，不知村里的小学还能不能办得下去，如果办不下去的话，一对双胞胎女儿就得去芙蓉桥乡中心小学去上学。这样一来，成本就大大增加，不仅要去中心小学附近租房子由老人照顾，而且在吃饭方面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

就在我们访问他家后的第二天，钟平协再次远行，外出谋生。六年前钟平协的那句话再次回响在我的脑海：“我没的选择，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谁来为他们证明？

在离开桑植县的前一天，我们穿过三个乡镇、翻越了三座大山后，来到了官地坪镇洞口村杨家山的王祥辉家，1981年出生的的王祥辉在2002年开始在深圳做风钻工，2009年深圳“尘肺门”爆发后，也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体检。但他和十几名工友未被诊断为尘肺病。当时的检查结果是：两次检查均见两肺纹理增多，双肺叶均未见典型尘肺样影像学改变。深圳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由此认定：无尘肺。而今，王祥辉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不足90斤。王祥辉一年来唯一一次走出家门是在今年的6月，因感冒导致呼吸困难，他先后到张家界和长沙医治，一开始被当做肺结核来治疗，后来医生发现病情越发严重，怀疑不是肺结核，而是尘肺病。王祥辉刚开始一再向长沙的医生解释，自己在深圳职业病防治院查过，不是尘肺，但长沙的医生一再肯定说不是肺结核而是尘肺。在医生停掉肺结核的药物后，王祥辉的病情开始好转。待感冒治愈后，王祥辉在医生的建议下去了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附属医院进行职业病诊断，因为只有职业病防治院才有权利做职业病诊断，其他医院无此权利。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附属医院的检查显示，王祥辉已经有了明显的尘肺病症状，但因为王祥辉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实际上王祥辉自2009年尘肺病维权后就没有再打工），职业病防治院拒绝为其诊断为尘肺，只是诊断为“可疑尘肺”，医生告诉王祥辉：“你只有找到劳动合同，我们才能为你认定为尘肺病，否则，给你诊断为尘肺病，那谁来给你赔偿呢？这样，我们做医生的就麻烦了。”

图注：尘肺二期工人王贞岩（右）在与被诊断为“无尘肺”的王祥辉（左）交谈，显然，王贞岩看起来比王祥辉更健康。

早在2009年深圳“尘肺门”事件中，深圳职业病防治院将劳动合同作为职业病诊断先决条件的做法早就遭人诟病，然而，六年过去了，情况并未改变。仅在芙蓉桥乡旁边的马合口乡我们就遇到了十几名当初没有被诊断为尘肺，而今出现尘肺症状的工人，然而，谁又能为他们证明？

我曾在广东东莞的一处工地上见到了一群来自张家界的风钻工人，尘肺病事件的爆发给他们带来的唯一加强的防护措施就是口罩改进了，大家心存侥幸心理，认为主要不长期做这一行当，再加上戴上防护更严实的口罩，应该可以避免了。这种侥幸甚至被资方赋予某种神秘色彩，在工地上，人工挖孔桩标识牌上悬挂着应急氧气包，为了应急；而氧气包旁边悬挂着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据说可以辟邪。

人工孔桩旁边，一种机械钻孔桩的涡旋机也在工地应用，但由于风钻工人职业防护成本低，这样的机械作业相对于人工挖桩显得成本高，一直没有大规模应用。其实，这样的机械钻桩技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开始应用。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截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尘肺病也只有为数20万人的存量，尘肺病的增速得到有效遏制。然而，自1992年全面实施市场经济以来，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得企业不会采用最先进的设备，而选择廉价耐劳的农民工。此后，短短20年的时间，中国的尘肺病患者一举达到600万人，是改革开放前期的30倍！由于尘肺病目前在医学上不可逆转、不可治愈，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10至15年的时间里，这600万人将全部死去。这无疑是一场人为的灾难！2014年6月的一次安全生产会议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部长就曾气愤地指责：“现在企业的尘肺防护措施，连建国初期的水平都达不到！”但他还是自我安慰道：“有朝一日，工人成本上升了，新技术、好技术会得到应用的。”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然而，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