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安徽籍女工李荣翠已经被北京大学公寓服务中心辞退两年了，在被北京大学辞退后，她依然在北大到处打临时工。我还记得去年我在代理她与北京大学劳动争议案件的时候，她对我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如果你没有本事当官，剩下的就只是贱卖自己了。” 李荣翠30岁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做后勤。

41岁那年，在北京大学后勤工作11年的李荣翠被北京大学公寓中心非法辞退。生性倔强的她不服，于是将北京大学告上了法庭。历经两年，虽然终审胜诉，拿到了一些经济赔偿，但本应与北京大学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李荣翠也就永远与北京大学脱离了劳动关系。而且，在李荣翠起诉北京大学期间，北京大学公寓中心为了报复她的诉讼行为，将与她同在北京大学公寓中心打工的丈夫调岗到了一个工资更低的岗位。 自此，李荣翠的养老保险中断、失业保险也没有办法领取。她所剩下的就只有到处打临时工。

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大高校中，有很多像李荣翠这样的人。他们散布在各大高校的园林、食堂、花房、锅炉房、收发室及在宿舍楼、教学楼，为大学的运转提供后勤服务。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了大学的正常运转，而他们的工资却仅仅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的边缘，劳动合同缺失，甚至很多人只是短期雇用。 如今北京大学五千名后勤工人中，40岁以上的女性劳动力和50岁以上的男性劳动力（俗称“4050”人员）占到了70%左右。他们从未享受过年终奖、带薪年休假；即便因病请假，这本是合情合理的诉求，却得不到上层批准，因而得不到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80%的病假补贴；而遭受工伤后不但得不到赔偿，反而有可能被罚款或扣发工资。今年4月底，北京大学学一食堂的一位厨师就遭遇工伤拒赔，而且工伤停工期间被食堂视为旷工从而扣发他的工资。凡此种种，他们虽遭遇不公，却无力抗争。因为抗争就意味着丢掉饭碗，就意味着这个年龄“被辞退”后（基本都是单位逼迫这些人自离），再难找到稳定的工作。

随着中国劳动力呈现老龄化，除去少数管理人员，“4050”劳动力都在从事着最底层的一线劳动。他们距离退休不足10年，事业的上升渠道基本丧失；他们家庭压力最大，上有体弱的老人、下有上学的子女；他们劳动保障率低，权益经常遭受侵害，工作不稳定，随时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而且，一旦遭辞退，再就业就相当困难。简而言之，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廉价、灵活、驯服，而且可以随时被替换和抛弃。 这是一批逐渐走向劳力枯竭的人，这是一批不断在贱卖自己的人。

今年五一节前夕，国家统计局一份《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下降了9.4%。而年龄在40岁以上的这一家庭压力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在四年间所占比例从2010年的34.1%，增长至2014年的43.5%，上升了9.4%，总量达到1.2亿，比四年前增加了3600余万，年均增长900万人，超过同期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增加数量和增长幅度。而仅仅一年间，5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工人数就增加了600万人，总量超过4600万人。 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养老保险，有养老保险的人缴费年限也不足15年，毕竟用人单位是在近几来年才开始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因此，这一群体最担心的就是退休后如何养老的问题——农村已然无法承担他们的养老。

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指出，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并驳斥了那种认为工人阶级无足轻重的观点，重申“劳动最光荣”。然而，在对普通劳动者的走访中，我们发现，“劳动最光荣”这样的字眼愈来愈被人忽视或调侃，很多从事建筑、环卫等一线基础行业的工人也不认为“劳动最光荣”，他们会说老板光荣，当官的光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关键一点是普通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劳动已经不被这个社会所尊重与理解。

因此，从尊重劳动价值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劳动主义，发展劳动文化。加大对“4050”人员的劳动保护力度，防止被随意辞退，因为他们一旦被辞退比其他年龄段劳动力更难获得就业。尤其要保障“4050”人员的基本养老——毕竟，“4050”人员养老金缴纳不足15年是之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我们本应对他们作出补偿。此外，从制度上推动劳动者民主参与企业管理，保障工人工会结社且不会遭受打压的权利。通过多方努力，真正做到“4050”人员劳有所获、老有所养。